近年来新出了不少关于周作人的书和文章，而且似乎有一股小小的周作人热。此公在现代文学史、文化史上确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，很应该深入研究，但过分推崇恐怕不必，他到底大节有亏。近读袁良骏先生的大作《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》（《中华读书报·文史天地》1998．10．21），很赞成他的的意见，不免也来说几句。
照我看，最容易看出周作人其人特色的是他的旧体诗。1961年周作人把他过去写的旧体诗，主要是抗战期间留滞北京以及此后他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时的作品，编为一集，寄到海外去出版。这部《知堂杂诗抄》，前几年由岳麓书社印了出来，使人们得以共欣赏，相与析。
这些诗周作人先后写过两篇序，又有好些题记和自注，反复声明，一再解释，唯恐读者不能理解，这是有点不合此公写作之常态的。这些诗和解说性文字加起来只能给人一个深刻印象：他自知大节有亏，难以做人，于是千方百计来表明心迹，以求人们的同情和谅解。当过汉奸是他的一大心病，口头上说不愿解释，其实颇亟亟于此。《知堂回想录》是如此，这部《知堂杂诗抄》也是如此。
周作人作于抗战期间的诗，即《苦茶庵打油诗》及其补遗，凡四十四首，一再表示怀念家乡（“话到家园一泪垂”、“劫余山水画应难”），以当前的生活为无聊（“春光如梦复如烟，人事匆匆又一年”），并自称这些诗表达的感情“大约只有忧与惧耳”，可以承认这一方面未必全是虚假；可是我们知道，当他面见颜事敌时，是很有些得意，很有些气焰的，即使是选抄在这里的诗中，也颇有些与所谓“忧与惧”毫不沾边以至意向相反的篇什。例如1943年4月他游览汪伪统治下的南京玄武湖，有诗云：“一住金陵逾十日，笑谈哺啜废工夫。疲车羸马招摇过，为吃干丝到后湖”，虽然说不上如何阔派熏灼，到底是酒食征逐，兴高采烈，哪里有什么“忧与惧”呢。又《苦茶庵打油诗补遗》其二云：“廿年惭愧一狐裘，贩卖东西店渐收。早起喝茶看报了，出门赶去吃猪头”，虽然很有些自嘲意味，但与所谓“忧与惧”也无甚关系。
最糟的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写的《老虎桥杂诗补遗》（亦即所谓“忠舍杂诗”），其中没有任何悔过之意，依然冲淡闲适，似乎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周作人自称“盖比较尖刻者仍在删?之列，唯首尾二章悉仍其旧，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。”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看这不得不发的两首诗罢：“仓卒骑驴出北平，《新潮》遗响久销沉。凭君箧载登莱腊，西上巴山作义民”（《骑驴》）；“一千一百五十日，且作浮屠学闭关。今日出门桥上坐，菰蒲零落满溪间。”（《拟题壁》）。前一首是讽刺傅斯年的，傅五四时代主持《新潮》杂志，一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，其后飞黄腾达，渐趋反动，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回到北京，趾高气昂，引不少人的反感。周作人的诗讽刺他是捞足了油水到大后方去的，流露出很深的反感，这层意思在另外一首《修禊》里写得更加充分，其中有两句尤辛辣尖刻：“犹幸制熏腊，咀嚼化正气”，周作人在《老虎桥杂诗题记》中自称“这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”——盖指其中用典之活与反讽之深——但周作人以在押汉奸的身份讽刺另有问题的“义民”，无论如何也是荒谬可笑的。《拟题壁》是周作人获释以后所作，他把自己的坐牢比作佛教徒的闭门修行，实属拟于不伦，菰蒲零落云云是看出了国民党政权已经日暮途穷，固不为无见，不过他自己也完全消沉了。
通观全部《老虎桥杂诗》，跟他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谈及他的附逆一事一样，神气麻木，毫无觉悟和悔改，而又急于表白自己，这个人也够顽固的了。
前些年以至于今有人试图为周作人丧失民族气节一事洗刷，横说竖说，毫无根据，徒然造成许多混乱，已遭严词驳斥，确实可以休矣。
七十年代初，台湾有人在台北《中国时报》中发表《于＜知堂回想录＞而回想》，也痛斥傅斯年，而于周作人有所回护，梁实秋先生撰文指出，批评傅斯年其人“对岂明老人晚节不终似不能发生辩解作用”（《忆岂明老人》）；他又说：“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，无法辩解”（《忆周作人先生》）。梁先生这些话说得很是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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